自由六月：2019年香港「反送中」與自由運動的開端

【導論】

【傘後的鬱悶：2014年後的香港低潮】
　雨傘運動簡介
　傘運後期民氣潰散
　傘運各方意見不一
　政治審查事件
　大白象工程與社會的冷感

【「送中」與「反送中」的來龍去脈】
　台灣殺人案觸發修例
　修例引起社會各界爭議
　商界憂慮，促使政府進行第一次修改
　民間兩度遊行反對修例
　立會審議程序鬧爭議
　政府第二次修改草案
　6/6，法律界大遊行
　台灣：修例是捨易取難
　國際對修例的反應

【6月9日：1989年後的首次一百萬人遊行】
　百萬人遊行的醞釀：各界聯署及罷市
　6/9的日與夜
　6/9深夜清場行動
　百萬人遊行以訴求失敗落幕

【6月12日：市民與「暴徒」】
　民意的反撲
　6/11晚留守到6/12早上集結
　6/12日間：佔領、衝擊、驅散
　警方驅散，示威者分散至中環及灣仔
　6/12夜間到拘捕行動

【6月16日：200萬＋1人的遊行】
　6/12後各方的反應
　醞釀，然後突然高漲的遊行情緒
　6/16的遊行盛況
　黃衣男子悼念活動
　政府對遊行的回應
　國際注視　反修例運動面向世界

【自由世界的最前線】
　大型不合作運動
　6/17圍堵政總、包圍特首辦
　醞釀行動升級
　包圍稅務大樓、警察總部
　第二次圍堵警總，律政司
　神父也上街
　社運新模式：連登崛起
　G20：反修例運動的國際視野
　多國就修例運動表態
　醫警爭議持續升溫

【七一大遊行2.0：立法會之夜】
　七一前哨戰：升旗禮
　民陣七一大遊行
　開始衝擊
　佔領立法會
　警方清場　

【無法作結的結語：高度文明城市的光速瓦解？】

導論

　　自1842年以來，香港在各種因緣際遇下發展成為世界經濟與貿易的中心，二十世紀香港的富裕程度足以令港人傲視全球。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的經驗與二十世紀其他的殖民地差別甚大，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令普遍市民得以具尊嚴及希望地生活。尤其自第25任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 1917-2000）以來，香港的安定繁榮令市民普遍對政治冷感。香港的財富與經濟發展成果的確直接改善社會各階層的生活，但也使得城市文化偏重於經濟活動， 本地華人的日常生活長期與政治疏離。即使在1980年代，香港主權移交事宜對於市民的生活產生根本性的影響，亦沒有出現大型群眾活動。普遍的政治冷感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的百萬人遊行開始逐漸解凍。直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市民因亞洲金融風暴後經濟民生長期倒退以及《基本法》第23條香港境內有關國家安全問題的立法爭議，終在2003年7月1日再次促成五十萬人遊行。如是者，和平的非暴力遊行示威集會成為了區議會、立法會選舉及政府諮詢委員會以外，香港市民最為普遍的政治參與（political engagement）方式。

　　無論在任何政治安排中，政府與被管治者之間的資訊流通順暢，都是政治穩定的前提。「下情不上通，謂之塞」，當社會的動向與政府的營運作期無以連繫，分歧必然導致爭執。在現代國家的組成中，社會大眾的政治參與與國家權力的應用效率二為一體，民主與議會固然為一種手段，但人類社會亦曾做出不同的嘗試。簡單來說，現代國家的政府會以「服務提供者」的立場、根據現實需要調整與修改社會的遊戲規則，而不太會自視為導正人民德行與行為、發號施令的「父母」。也正因如此，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1927-2008）才會認為施政的效率（efficiency）與意識型態並不直接掛勾，二十世紀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便沒有民主選舉，其政府的效率也比歐洲的民主小國為高。就政治組織和社會運作程序而言，香港政府長時期在沒有民主選舉的情況下維持穩定，公務員團隊之優秀足令民主大國豔羨。但在是次事件，即使不論意識形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現屆政府掌握社會動向的能力急速瓦解，已足以讓任何立場的觀察者失望。作為政治學與歷史的案例，2019年的香港值得世界注目。

　　2019年理應是香港公民社會與民主運動沉寂的一年。經歷2014年的雨傘運動與政治改革失敗後，香港的經濟依然繁榮。（……中略……）以上各項經濟指標皆反映香港近年經濟向好，可謂是太平盛世。如此繁榮的經濟狀況中出現大規模示威活動，世所罕有。

　　另一方面，雨傘運動後期興起的本土主義（localism）令自1980年代以來代表民主運動的泛民主派（pan-democrats）受到新的挑戰。相對於以建立「民主中國」為志向的泛民主派，香港本土運動以本地的政治目標為優先考慮，吸引了不少同樣愛好民主，但對「建設民主中國」較為冷淡的市民支持。與政府分歧日益龐大的泛民主派政黨因本土思潮的興起，以及自身世代交替的需要，逐漸失去昔日的光芒。因此相對過往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所面對的反對力量遠為疲弱。2018年，香港最大的泛民主派政黨民主黨在其二十三周年黨慶晚會中，邀請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及多名局長出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晚會中向民主黨捐贈三萬元，晚會更在Instagram帳戶上就此事發表貼文，並以「大和解」為標籤（hashtag）。面對民主黨支持者之間的不滿聲音，民主黨時任主席胡志偉亦堅持，官員出席政黨晚會本來就是政府與政黨關係中的「應有之義」。胡主席認為，民間對此感到奇怪，是相較於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時代政府與政黨間的撕裂局面。如今溝通，其實「只是回歸正常」。然而，在2019年6月12日的街頭，胡志偉議員卻於「反送中」運動中，站在警察防線前要求與警察指揮官對話時，被警方噴射催淚煙。不過幾百日的時間，溝通的場域由宴會席轉到街頭，箇中原委值得讀者深思。

　　香港特區政府以在臺灣發生的陳同佳殺人案為由，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下稱「修例」），建議在經過特首和法庭同意後，香港可應要求移交逃犯到任何司法管轄區。社會上隨即浮現對修例的疑慮和擔憂。事實上，修例對北京與香港的局勢而言均無急切需要。就北京的局勢而言，正值建國七十週年之際，中央政府自是希望全國社會各界和諧穩定，特別是一向處於國際鎂光燈之下、奉行一國兩制的香港；況且就算不修訂《逃犯條例》，中央政府要求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特區政府單次移交逃犯亦足以達到政治目的，沒有急於一時推出有可能破壞香港社會和諧的政策之必要。事實上，這次的修例並非中央政府的優先議程。特區政府聲稱要協助臺灣殺人案受害者以及堵塞法律漏洞而提出修例建議，但臺灣陸委會多次表示擔心修例會令臺灣人以任何罪名被送到中國大陸受審，明言即使香港通過修例，若未能釋除赴港或在港臺灣人被移送大陸的威脅，臺灣政府不會同意移交疑犯陳同佳。港臺各界亦由是向特區政府提出先進行單次逃犯移交，以圓林鄭月娥女士為死者討回公道的初心。至於修例，則可留待充分的公眾諮詢、成功凝聚社會各界共識後再進行。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多次表示修例的出發點是為了彰顯法治，惟特區政府在提出修例建議後，社會上反對聲音一浪接一浪，政府向社會各界進行的諮詢卻是嚴重不足。2019年2月13日，保安局在並未諮詢公眾的情況下，突然提出修例建議，並表示希望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能完成修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傳媒對於為何不就修訂《逃犯條例》進行公眾諮詢時表示，臺灣殺人案中，家屬五度寫信陳情令她動容，稱「如果我們仍跟人計較、慢慢在社會諮詢，或者出一些諮詢文件，恐怕就幫不了這個特別的個案。」政府對於富有爭議性的修例建議拒絕溝通，未能凝聚社會共識便急於交由立法會審議，甚有道德威脅之意，自然使反對聲音愈演愈烈。更甚者，政府多次在關鍵時刻拒絕理解民情，直接激化民眾表達方式。2019年6月9日，在民陣發起的第三次反修例遊行中，逾103萬人上街抗議惡法，是繼1989年「全球華人大遊行」後，香港首次有百萬人上街遊行，可見群情之洶湧。面對如此大規模的遊行，政府卻在同日晚上11時07分作出回應， 指《條例草案》會於6月12日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對103萬人的聲音置若罔聞，社會各界譁然，激化了市民日後表達訴求的方式。

　　正如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所言，修例風波是一場完美風暴。囿於資訊擁塞，政府的行動嚴重脫離民間普遍的期望，導致這場完全可以避免的「風暴」一發不可收拾，甚至席捲世界。

　　本書作為一歷史紀錄，無意牽涉於具體政治觀點與意識型態的討論。我們的關注在於這場運動如何發生。就如讀者所知，當機構內的個體不滿機構的營運方式，卻無正常的表達渠道時，就會出現不合作行為，例如工會舉行罷工活動。這種激烈的表達意見的方式無疑會增加機構的運作成本，對機構運作構成影響。故現代不少廠商都會盡力改善工作環境，保持與工會恆常溝通，以防止工人透過激烈方式表達訴求，增加機構交易成本。我們要明白，工人以激烈的方式來表達訴求（例如上文所提及的罷工），是以傷害自身來傷害機構的做法，當工人可以透過低成本的溝通渠道向機構反映意見並得到回應，例如透過工會與機構管理層溝通，他們自然樂意以低成本、溫和的方式表達意見。

　　香港作為一個「威權政體民主成分」的地區，民眾與政府的溝通方式事實上由政府主導及管理。政府理應容許市民透過制度化及非制度化的方式和平、理性、非暴力地進行政治參與，市民與政府溝通後下情上達，民眾便會積極透過不同渠道以語言來表達訴求。但當政府訂立了一個沒有效率的遊戲規則，市民就自然必須以行動取代語言作為參與政治形式。與任何機構一樣，政府有效施政需要訂立低成本且準確的溝通方式。推行政策也與任何決定一樣，需要準確得悉民意，不然只會徒增政府成本。以「反送中」風波為例，政府就修例進行真正且廣泛的公眾諮詢本來是最低成本的溝通方法，但政府主動放棄了這個低成本的溝通方式，對社會上的反對聲音充耳不聞，一意孤行地認為主流民意支持修例，甚至指控反對聲音為社會的少數，這才迫使市民以遊行的形式向政府表達訴求。及後政府認為6月9日逾103萬市民就「反送中」上街的遊行「是香港市民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所賦予的權利範圍內行使言論自由的一個例子。」沒有準確得悉及回應民情，導致市民不得不在之後以更激烈的方式表達訴求，使政府與民間的溝通成本不斷上升。

　　香港在經濟自由主義最興盛的年代成為大英帝國的屬土，又在《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的保障下維持了「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政府之於市場的關係確然維持了「守夜人」的角色。歷屆特別行政區政府無論如何希望以「大有為」的方針介入經濟活動，其成效都頗有疑問。因此，我們不妨在思考香港的問題時，將政府視為公共服務的「服務提供者」，而市民則充當具有決定權的「消費者」。這樣的想像在民主化未曾完成的香港固然會引人疑慮。畢竟，正如前立法會議員梁家傑先生在參選行政長官時的口號「有得揀，先至係老闆」（有選擇權才是老闆）所揭示，香港市民從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以來，一直至2019年，均沒有完整選擇執政人選與立法者的權力。

　　（……中略……）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論者若強稱因沒有完全的民主選舉而認為市民的意願完全無法影響政府的施政，亦非公允的說法。例如，政府1823熱線的設計與公開資料守則都讓市民可以簡單而有效地與政府溝通。而除了選舉產生的區議會與立法會，香港政府亦設計了一套系統化傾聽民間意見的方式，也就是就專案議題設立諮詢委員會，亦有不同專業團體就不同議題發表意見。

　　可是，自回歸以來，政府一直沒有就諮詢形式制定指引，現有諮詢形式通常是發表諮詢文件後邀請公眾回應，或舉辦地區公眾諮詢會及展覽，但這些慣用的諮詢常被批評不合時宜且「水過鴨背」。不具效率的諮詢方式使公眾諮詢期只有形式上的意義，政府從提出進行諮詢到真正蒐集民意的過程往往需時數月，收集民意後又要花上數個月分析並撰寫諮詢報告，整個諮詢期長達九個月至一年。政府所提供的諮詢渠道效率奇低，使和平集會、示威、遊行成為更直接的表達政治立場方式。號稱為「和平、理性、非暴力」（一些民主派成員更加上「非粗口」，否定「語言暴力」在和平集會的意義）的表達形式，一直維持到2014年。

　　至2014年，由於政治改革的爭議，戴耀廷、陳建文與朱耀明三人模仿華爾街佔領運動，提出佔領中環的計劃。2013年，港大法律系教授戴耀廷在《信報》刊登文章〈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表示要由示威者違法地長期佔領中環要道，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迫使北京政府改變立場，爭取普選。2014年9月28日，佔領中環行動於凌晨正式啟動，是次公民抗命的訴求包括撤回人大決定、重啟政改、梁振英政府重新交出反映市民真實意願的政改報告。佔領行動歷時79日，自此佔據主要幹道成為向政府表達訴求的新表達模式。

　　2016年被稱為「魚蛋革命」的旺角警民衝突，市民又在長期佔路中添上武力衝突的元素。2016年2月8日，由於熟食小販被無情驅趕，示威者佔領近朗豪坊一段砵蘭街與警員對峙。警方以警棍及催淚水劑驅散示威者，在混亂中警方兩度向天開槍示警。示威者向警員投擲卡板及玻璃瓶等雜物還擊，亦有示威者拆除行人路上的地磚向警員投擲，在衝突中有警員撿起磚頭還擊，雙方均有人頭破血流。部分激進示威者在馬路焚燒垃圾及雜物製造火源，另有警車及計程車被破壞，衝突持續到翌日早上方能平息。然而，這一運動沒有獲得傳統民主運動參與者的支持，武力的使用並沒有成為新的主流參與政治形式。

　　及至2019年，抗爭模式不斷改變，示威者的佔領方式進展為流水式佔領以及使用輕度武力。在2019年6月12日發生暴力衝突後，6月16日即有200萬人上街遊行抗議，當中的訴求反映遊行人士對6月12日所發生的衝突態度正面。在2014 年以前不少市民仍視以和平示威抗爭作為向政府表達訴求的最高武力，及後示威者的行動武力不斷升級，如今在遊行後佔領主要幹道似乎已成常態；7月1日，示威者以衝擊立法會、破壞公物的方式與政府溝通，獲得了大部分市民的同情，可見市民與政府的溝通模式已進行了範式轉移。在2014年黯然退場的雨傘世代（Umbrella Generation），在2019年得到了千禧後出生的一代青年支持，重新獲得力量與社會認同。「連登討論區」與Telegram的成熟運用，亦完成了雨傘運動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se）過程。

　　香港市民主張和平，從過去的冷感及事不關己的取態，發展至現今積極主張以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主動表達訴求，從歷年來的大型和平示威可見一斑。但政府仍然拒絕與市民溝通，自以為能準確掌握民情，市民採取更為激烈的行動迫使政府正視訴求，也是自然而然且無可奈何之舉。2019年6月是香港歷史上重要的一個月，同年7月21日更是香港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日後要重組這段歷史，必須從事件的細節入手，方可能明白層層升級的行動，主因是參與政治的正常管道失效所致。這本書的目的在於保存資料、供日後的從政者與史學家閱讀。實證主義者往往以為「歷史是一連串死去的過去的事件」，而歷史的工作就是將資料「加以分類發現其間的關係」。柯靈烏（R. G. Collingwood, 1889-1943）提醒我們，歷史的寫作其實要求史家重構參與歷史事件的個體與群體在經歷事件時的心靈與思想。「為甚麼會在這個場境中有這個行為？」「為甚麼這個人會在這個地方出現？」「為甚麼這個行為會由這個（群）人做出來？」這是我們希望本書的讀者能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思考的問題。